到现在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原因、解决的思路，在部门和学界意见还很不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指导意见一议九年，迟迟没有出台。收入分配问题的判断，到底是流量还是存量，是收入还是财富？是既看到流量又看到存量，既看到收入又看到财富。
有人说中国收入分配出新这样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太多，我认为这种判断太过片面，一方面要的确解决政府干预太多问题，也有政府实位缺位问题。重点到底在二次分配还是一次分配？当下一次、二次乃至于三次都要研究，都要处理。
但由于目前主要问题出在一次分配，因此要把相当多的工夫放在一次分配。从根上消除它的不公平，就应该标本兼治，钟鼎突破，配套改革和分布推进。如果认识上能达到统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够更快地出台，在实施过程中也能够减少很多误区和走弯路。
第一，进一步健全和细化政策。
我个人判断，按照十八大，特别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机身和温总理许的愿，本届政府要把收入配改革方案或指导意见出台，现在看来这个出台应该指日可待。今天网上还有一个说法，还难以出台，我个人持乐观的看法，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要十八大精神和“十二五”，把调节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和规则进行细化，财政部要出台税收体制改革，出台政策，发改委要对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人社部要对机关事业、企业的公司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制定相关政策，国资委应该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明确他们的政策，税务总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也应该各司其职，各地市区也应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
第二，要争取重点突破。
目前我们要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还是“提低控高”，从流量和部分存量来说，现在九连调，退休人员待遇，新脓包、新农合，最低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二次分配里的政策。初次分配我们最低工资合理、合适、适度地调整，特别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真正建立起公司增长机制，会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提低”还包括农民怎么增收。
“控高”，还是要调节部分企业高管的收入，不仅要调节国有企业的，而且要调节上市公司高管的过高收入，前者恐怕政策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并用，后者更多的是法律手段，小股东对高管薪酬发表意见，形成制衡机制。其次，垄断行业和高收入行业的收入调控，这都有一些政策措施，关键是怎么抓落实。当中很重要的是资源配置制度公平，国有企业税收利润的上缴，如果从源头上抓好调控，那么后面根子调控就很容易落实。
社会上，正如王小鲁博士讲的，限制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把财富存量调控要放在弱一点、软一点、后一点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流量情况都搞不清，存量要搞清楚难度更大，所以我们有个轻重缓急。
我的意思不是说财富调控不重要，财富调控同量上来说，决定意义上来说，可能更重要，但现在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手段，因为我们情况都搞不清楚，要征收过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目前我们要创造条件，逐步朝这个方向走。如果在“提低控高”上真正取得进展，初步遏制或争取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的差距，乃至收入不公的差距是最得民心的。
第三，标本兼治、配套改革。
刚才蔡所长讲的我非常赞成，收入分配问题来源于我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水平，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不消除，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依然存在，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必须要抓标本兼治和综合配套改革。
我想把收入分配改革和深层次改革联系起来又分开，这样使得事情真正做到位，取得效果，经济社会体制弊端的消除方面，包括打破城乡分配管理体制，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打破垄断，特别是各种配置资源制度的公平化、公开化、法制化，包括人大政协对财政支出监督的力度，乃至我们诚信制度的建设，这都是关系到我们收入分配问题能否真正解决的深层次改革措施。
第四，经济结构调整。
如果二三产业比重更大一些，人员素质更高一些，城市化进程更快一些，我们收入分配问题也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第五，经济发展方式。
要由粗放型，无效的GDP转化为都是有效的，蛋糕都是可吃的，如果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将会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