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也已基本具备，并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报告认为，开征遗产税能调节贫富差距，有利于鼓励“富二代”自强自立，每年可增加税收2000亿元。
应该看到，上述研究报告侧重于理论必要性、合理性方面的时机和条件，并没有涉及现实可行性、可操作性方面的时机和条件。而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要想真正发挥遗产税“调节贫富差距”乃至“劫富济贫”的功能，一个首要的时机和条件便是：在“劫富”方面，要能做到对社会富裕阶层全部财产状况的准确监控，保证其对于税收部门的能见度。而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这方面的时机条件显然还远未真正“成熟”和“具备”。
在财产监控制度方面，目前我国除了对房产这样的不动产有较为可靠的登记监控制度，其他许多重要的财产监控制度还很不健全，而且存在“失灵”的风险。如“存款实名制”还远未名副其实，现实生活中，利用假身份在银行开户并不是什么难事。权贵阶层可以轻易办假户口，其背后的真实财产状况还如何能被有效监控？至于现金存款之外的其他众多财产，如金银珠宝、古董字画等，更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
而从“济贫”方面来看，目前开征遗产税的时机也难言成熟。首先，在现行效率不高的征管体制下，遗产税除了可用于“济贫”外，还会增加征税成本。数据显示，我国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5% ～6%，10倍于美国。其二，在现行缺乏有效监管、不够透明的财政预算体制下，遗产税又有多少能用于真正的“济贫”，而不是被层层截流？
因此，在上述现实执行方面的问题有效解决之前，对于开征遗产税的时机不宜轻言成熟。否则，仓促开征遗产税，其“劫富济贫”功能恐怕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某种负效应。一方面，那些财产隐匿很深的真正权贵并没有被“劫富”，反倒是那些财产易于监控 、并不十分富裕的普通家庭被“劫了富”；另一方面，真正的穷人没有得到充分的救济 ，反倒养活了一大批新增税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