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1月7日，十八大新闻发言人蔡名照称，目前有关部门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正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改革总体方案的研究制定工作。历时8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更有专家断定这场政府主导收入分配改革注定难产，分好蛋糕的民生之举究竟面临怎样的博弈？
不得不改 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3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多年，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报告中指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高管职工收入差距千倍，造成不同行业、不同职位收入差距加大。
“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5年内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上涨37.7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其中，2007年高管年薪平均递增速度达到57.19%。而与此相应的是，上市公司员工工资上涨不大，10年内只上涨了3万元。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
据新华网报道，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今天中国因收入不公造成的社会鸿沟是全方位——城乡、行业、地区乃至企业内部，都形成了冰火两重天。
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公众对于方案的出台更是望眼欲穿。公众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有三大期盼，一期待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二期待缩小贫富差距，限制垄断行业的暴利，尽快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降低工薪阶层纳税比重。三期待让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强力压缩“三公消费”节省行政开支，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并在公共福利分配上体现出更多的倾向性和兜底性。
谁动了民众的蛋糕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中表示，收入差距加大原因一个是因为政府主导，是大政府，本身开支很大。另外，很多支出也不倾向于二次分配，使得收入差异减少，税务比较重。三是一次分配有一些问题。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比例也能够反应收入分配很重要的概念。民生概念比较大，选择可比的、比较基础的东西。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中国财政2003年的四项占财政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到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占52%，日本是63%，台湾是53%，北欧更高。说明中国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偏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
此外，税制不合理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名为《个人所得税：迈出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脚步》的报告称，应尽快启动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使之担负起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任。
报告称，我国现行个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它名义上是一个税种，实质上可以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11个征税项目，每个项目采取不同的计征办法、适用不同的税率，这种税制安排，优点是便于征管，可以从源征税，代扣代缴，但缺陷是不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预计为3比1。
部分行业收入过高，《瞭望》新闻周刊曾载文，对我国行业平均工资作了数据统计分析，文章表示，我国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最高或已达10倍。
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增至4.88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加以调控。
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富人的灰色收入。在我国个税征收过程中，工资薪金所得是最容易征收的部分，而高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却来自于股息红利、房地产等财产转让所得、拍卖等各种财产性收入。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税务教研组组长汪蔚青表示，由于财产登记制度不够完善、信息共享系统建设不够健全，再加上很多交易直接通过现金完成，税收征收过程中难免出现遗漏，产生“灰色地带”，甚至一度使得我国个税成为“工资税”。
2011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频频出手，剑指高收入人群个税征收监管。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撰文指出，如今的窘境是：无论增税还是减税，涉及的几乎都是“大众税”。这意味着，在当前尚无主要针对高收入者征收的税种的中国，让富人多纳税的通道基本上不存在。
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博弈
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官方智囊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推动改革的方式，参与改革的部门本身就是阻力。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
利益集团是最大障碍。2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20年间进行了多次涉及薪酬方面的改革，但大都属于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也就是改革在不触动现存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即创造新的增量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所以相对比较容易。而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将是对现有存量进行调整，是门如何“切蛋糕”的学问，牵涉到各方利益的博弈。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明确表示，只有先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改革，破除利益集团的权益，才能出台收入分配方案。据了解，收入分配方案曾多次提交国务院并多次被退回，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相关利益方意见分歧。
企业阻挠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提出了一个仍值得警惕的信号：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得到扭转。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展仍然缓慢。国家有关部门酝酿三年有余的《工资条例》的出台，因意见难以一致再次陷入僵局。提高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农民工同工同酬等要求，也因提升企业成本，而遭遇到私企和国企的阻挠。如何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成为两难选择和利益博弈。
地方持观望态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认为，改变分配制度必须从经济运行机制入手，先转变发展战略，继而进行制度改革。
“目前不少地方的十二五规划还是以投资为主，追求大产业大平台，如果政策没有往收入分配方面倾斜，总是对资本让利，将导致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收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姚先国说，是经济运行的不合理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问题，调节收入分配必须要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方面实实在在地迈出步伐。
而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权重取舍问题，不少专家均认为，应从再分配阶段入手，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层面。
收入分配改革，中央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角色，这是由央地政府的职能分工决定的。从责任归属以及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来说，中央财政都无疑要担负起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角。
在政府职能分工上，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和社会分配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则负责为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此外，由于以往央地的财事权分配关系存在不合理性，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累累。而在另一方面地方投资冲动下，地方债务的猛增也表明，地方政府即使要推动改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目前的分配问题非常紧迫，现在还处在调研和讨论的阶段，讨论无非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分配的过程。”李炜光直言，不少利益集团，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要应再盘算如何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位地方官员亦警告，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执政者和普通民众的隔阂正逐渐形成，“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必须要马上做、而且要大力度地做。”
这位官员认为，现在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后，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首先持观望态度，而不再马上响应。因此收入分配这一块如果中央后续改革力度仍然不大，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就会弱化改革的效应。
专家把脉：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厉以宁表示，调整经济结构是当前中国的生死存亡之道，在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背景下，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最大的改革。
厉以宁认为，对当前的中国来说，调整经济结构是生死存亡之道。目前中国企业存在产能过剩、部门缺乏投资等问题，这也需要通过调整经济机构来解决。现在遇到经济低碳化时代，最大的结构要调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购买力之上不去，城乡收入有差别，所以怎样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最大的改革。
另外，厉以宁还表示，扩大内需最重要就是提高工资的收入，随着劳动素质的提高，用工成本当然就要上升，而且还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情况下，一次分配不足，就扩大了城乡的差别，同样是一个医疗费用问题，城市公费医疗多，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差别就扩大了。所以不但要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还要让农民感到在社会保障上有一样的待遇，这样，整个内需就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