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这样一个职业的器官移植医生来说，我需要做的是尊重死囚们的最后抉择，努力、客观、理性、审慎地处理好每一起自己经手的器官移植个例，用死刑犯罪恶之躯上的可利用的器官，去拯救和呼唤另一个新的生命。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最近谈到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主要依赖死囚的器官捐献，这个话题的神秘面纱再度被揭开,勾起了大众的浓厚兴趣，也勾起了我这位器官移植医生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博士毕业后直接到中国内地北方某医院工作的。医院规模大约2000张床位，以器官移植见长，平均每年要进行500例左右的移植手术，包括肝脏，肾脏、角膜、心脏、小肠、胰腺、肺、皮肤和骨髓等，在内地器官移植领域小有名气。我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移植病房，从事器官移植工作。
作为移植医生，我清楚国内活体移植还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是尸体器官,也就是移植的器官主要取自尸体，其中死囚的尸体作为器官来源，又占了很大比例。 从器官移植医学角度来说，死刑犯的尸体生理质量较高，而且对于器官移植的开展能提供充分的准备时间。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几乎都利用了这一供体器官源。
就中国目前器官捐献与移植现状来看，利用死刑犯的器官十分必要。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使得公民自愿捐献意愿较低,每年许多病人因无法获得可移植器官而死亡。
对我这样一个职业的器官移植医生来说，我需要做的是尊重死囚们的最后抉择，努力、客观、理性审慎地处理好每一起自己经手的器官移植个例，用死刑犯罪恶之躯上的可利用的器官，去拯救和呼唤另一个新的生命。
中国器官移植遭遇国际围堵。而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所则是美国最大的器官移植研究机构,其科研和医技水平都处世界一流，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 每年都有医疗机构派人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这所知名高校见习深造，交流经验。我有幸在2011年12月，被单位公派到该校进行为期数月的学习。
我到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所不久，突然有一天，导师递给我几张纸,说："邓，关于中国医学的文章,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你帮忙看看。下周例会就是这个主题了，谢谢。
这是一篇摘自世界医学顶尖杂志的文章，题目大意是《抵制中国医学和科学有关的器官移植》讲述了中国利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进行临床科研的一些情况。末了，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对中国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所谓"不接受"：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不发表"：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不合作"：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
仔细看了文章，又翻阅了相关的文章， 我沉默许久，突然明白了导师给我这篇文章时的谦卑态度，为什么我到匹兹堡大学报到第一天，介绍所在单位涉及器官移植的辉煌数据时,整个科室令人窒息的沉闷。我很想在下周的例会上说些什么，可我不知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例会汇报后，匹兹堡移植中心的同事、国内的同事会如何评价这个例会报告。尽管准备了很长时间的资料，例会前的一天，我还是告诉导师，我不能就这个话题作任何说明或者辩解，望导师谅解。导师说，我理解你，给你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了，我知道给了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事后才知道，在欧美国家，愈来愈多人反对摘取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器官,美国未来可能通过法案，禁止中国大陆医生至美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因为许多中国器官移植的专家，可以自由前往美国参加有关器官移植的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活动，以增强自己的技术。
亲历死囚器官获取全过程对于我，一个曾经涉及过器官移植领域的主刀医生，多少有过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医学经历,知道一些所谓的内幕。下面，我想从一个普通医生的角度，说说我从事过的器官移植的一点点事情，不一定准确，但尽量客观。因为这只是我做死囚器官移植手术的某一天，也是每月都会重复好几次的普通一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