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 1959年1月出生，男，汉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1978年至1985年，在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系获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至 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人物简介
高培勇：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天津财经学院讲师、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经历及职务
1985年至1994年，执教于天津财经学院，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4年至2003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培养管理处副处长、研究生培养管理处处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管理处处长、校长助理兼教务处处长、校长助理。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经济系主任。
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税务咨询协会理事、北京市财政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二十余所高等学校特聘或兼职教授。
代表言论
结构性减税还需具体化
“到目前为止，结构性减税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笼统的概念，我们在把结构性减税这五个字落到实处的过程中，遇到了特别的困难。”高培勇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新兴服务业发展战略》发布会上说。
他表示，结构性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内容，而积极财政政策最终的落脚点是财政赤字的规模。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对外公布的是8000亿元，但实 际上隐含的还有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的2700亿元，两者相加10700亿元。赤字由两个方面的内容反映，具体来讲就是减税和增支。中央经济工作会 已明确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和主要支撑体是结构性减税。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10700亿元中我们姑且拿出一半来支撑减税，就是5350亿元。把这5350亿元赤字落实到结构性减税上，减哪些 税、减谁的税、如何去减这是篇大文章，迄今为止还没有具体化。”高培勇说。在他看来，目前含金量最大的一笔结构性减税清单就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财政超收可用于弥补赤字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院院长高培勇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编制财政收入预算时，应在经济指标和财政收入实际可能的增长空间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向实际情况靠拢。他建议，可以考虑将财政超收首先用于弥补赤字。
高培勇表示，中国的预算编制方法跟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其中一点是我国编制的财政收入预算，在其他国家没有，而且在收入预算编制过程中始终追踪国家 发改委经济发展规划的指标。由于财政收入增长的界定大多跟经济发展水平绑定，而后者更多的是带有指导性的指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明显高于原先预期，因 此财政收入的增长肯定会大大高于预算指标的数据，形成超收。
高培勇建议，不编制财政收入预算而只编制财政支出预算。如果编制财政收入预算，一定要在经济指标和财政实际可能的增长空间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并在平衡中向实际靠拢。此外，如果出现超收，可将其首先用于弥补赤字，余下的则转移到次年使用。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8日发布国内首部《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报告课题组一位负责人介绍，山东、吉林、广东等12个省区纳入报告考评范围。具体的中国地方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则由综合指数[1992.35 -0.27%]、三大分项指数、七大因素指数和40个具体评价指标构成。该报告课题组构建了分别适用于全国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并对全国公共财政建设状况进行连续6年的跟踪评价。
养老金是一种税
高培勇认为，中国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之间有差距，因此，看税负应看实际征收。近些年，实际征收率在不断提高，因此，百姓的税负在不断提高。“由此得 到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实际征收率的提升，实际的税率和名义税率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拉近，税收制度必须与时俱进的进行变革，这是可以得到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启示。”
高培勇赞同养老金是一种税，因为无论缴纳者是否自愿，都必须交。“名义上称之为什么不重要，实质内容是对你既定收入的一种割让。”高培勇主张从欧洲高福利政策中吸取教训，财政上要过苦日子。
税收结构不合理放大税负感
高培勇在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指出，目前，中国的税收中直接由企业缴纳的91.5%，个人直接缴纳的8.5%，可以由政府把握的不足10%， 其他的都由企业扩散到全社会，个人在税收负担上，很难与其他人有区别。发达国家税收针对性较强，更多的针对高收入群体，而中国要增一起增，要减一起减，因 此中国的税负感更强。
虽然企业缴纳的税收比其他国家高，但高培勇强调，税收的缴纳者并不一定是税收的最终承担者。
高培勇指出，从2010年的税收结构看，70%以上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都具有转嫁性质，最终由消费者负担，考虑到恩格尔系数，承担者更多的是中低收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