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的发生，令杨东升的贪腐问题公开，他闻风出逃。随后，办案机关根据线索将杨东升的“死党”——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控制。方伟在交代自己问题的同时，提供了抓捕杨东升的线索，并检举了其他数人涉案金额共达2000万元以上的经济问题。
据办案人员介绍，方伟、杨东升的落马揭开了阜阳国税腐败的盖子，二人的案情牵出众多行贿人，这些行贿人的供述又牵扯出更多的国税干部。2013年6月以来，已陆续有阜阳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经开区国税局局长海军、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州区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颍东区国税局插花分局局长周天跃等人落马。阜阳掀起的国税反腐风暴，也惊动了远在三百多公里外的铜陵市国税局局长柴国良。虽然已从阜阳市国税局调任铜陵3年多，但昔日部下接连落马，让其感到形势不妙。2013年8月，柴国良出逃马来西亚。
2015年6月4日，柴国良持假护照欲潜回国内，在广州白云机场被边防警察查扣。至此，一个上至市局局长下至一线税管员，囊括市、县、乡三级的国税贪腐网络已基本清晰，目前已涉及阜阳市局、市区4个区局和1个县局，至少有14人落网，规模在全国国税系统罕见。
记者从安徽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办获悉，柴国良在落网前已被立案侦查，涉嫌在下属工作变动、职务升迁及工程建设中巨额受贿。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柴国良落网，国税腐败窝案还将深挖。
国税局长勾结皮包公司老板，“骗税生意”月入十几万元
在阜阳国税窝案中，目前查明的行贿人已近两百人，其中界首商人孙某具有代表性，其行贿额最大、涉及干部最多，“骗税生意”规模也最大。
早在2005年，孙某就与时任界首市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合谋，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免征增值税的国家政策，成立了一家废旧物资公司，由杨东升帮其办妥资格认定、收购发票和增值税发票的发放，其通过捏造交易向其他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从中赚取“开票费”，再与杨东升“分成”。因担心税票数额过大容易暴露，该公司成立4个月即注销，杨东升分得18万元。孙某紧接着又如法炮制新成立了一家同类公司，杨东升6个月分得18万元和3000美元。
据了解，这种靠钻国家扶持优惠政策空子，内外勾结的“骗税生意”，在阜阳国税窝案中大量出现。一度界首、阜阳等地固废金属企业遍地开花，仅杨东升一人3年间就与12名商人开办的18家固废企业“合伙”，受贿200多万元。
2008年后，国家废旧物资税收政策调整，“骗税生意”向涉农产业转移。为支农惠民，国家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免税农产品可享受13％的增值税进项抵扣，这13％成为骗税者的操作空间。
如孙某从2007年至2012年，先后在阜阳注册成立了11家药业公司，为虚开骗税，分别向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副局长徐乃峰、企业科科长刘广生行贿560万元、46万元和14万元，向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东区国税局插花分局局长周天跃行贿164万元和25万元。
案卷显示，本案中的各类骗税企业上百家，多集中在药业、纺织、皮革、家具行业，分别以中药材、棉花、兽皮、木材等涉农原材料为幌子，在没有实际经营和业务来往的情况下，大肆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
“税收惠民政策就像国库敞开了一条‘绿色通道’，让税务干部去守门，一些人却监守自盗！”一名办案人员介绍，这些国税干部在纳税资格、税票发放、逃避检查、公司注销等方面为不法之徒提供便利，成为骗税的谋划者和分利者。有的国税干部拿走“合伙骗税利润”的三分之二，方伟曾同时接受孙某、程某、王某等人的药业、纺织、家具“皮包公司”骗税“红利”，月入达十几万元。
而在这个贪腐集团内部，“骗税”既是公开的秘密，又是联手的生意。如方伟个人受贿1318万元，还与杨东升共同受贿918万元；方伟和王若冰为帮助孙某的企业逃避检查，向市局韩卫东说情，并介绍孙某“人稳当”，让韩放心收其贿赂。
“边腐边升”被指监管失灵税制漏洞亟待制度完善
此案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税领域一些惯常贪腐手法：
——逃税减税。多名国税人员受贿后帮助企业逃避税检、免税或减税。2012年底安徽省国税局组织税务检查，颍州区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收受一服装企业老板时某2万元，帮其注销企业免受处罚。阜阳一香料企业数次被查账发现共需补税、罚款60多万元，因企业老板长期向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行贿，经韩打招呼全部免除。
——吃拿卡要。韩卫东利用阜阳经开区一房产企业有求于他，助自家亲属以120万元的价格，购得该企业开发的市场价约190万元的别墅一套。其妻女开的车，春节海南游的花费，以及家中衣柜、木地板、空气清新器等，都由各类企业买单。
——介绍生意。阜阳市某五星级酒店外墙装饰工程本已确定施工方，方伟打电话推介商人付某的公司，酒店负责人考虑“国税局长的面子要给”，改与付某签订合同。经查，方伟多次为付某介绍生意，收其贿赂19万元。
办案人员介绍，阜阳国税窝案案发后，一些干部仍不收手。2013年方伟落马后，副局长徐乃峰在主持工作期间仍继续受贿，直至被抓。
专家认为，本案中多名干部受贿时间长、贪腐手法“简单粗暴”，却长期得不到查处，不少人“边腐边升”，反映出当地国税系统内部监督的低效与失灵。如柴国良从阜阳调任铜陵时，仍得到省国税局“办事公正，严于律己、模范遵守各项廉洁从政规定”的评价。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大规模的国税贪腐行为，既源于这些干部自身的素质问题，也由于税务制度存在漏洞。当前全国“营改增”税制改革范围逐步扩大，应通过推广信息技术、加强税务审计等途径完善制度，堵住虚开增值税等骗税漏洞。(新华网)【责任编辑：浅小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