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张五常在回答观众提问时，讲了与习近平一个故事，直言：“这个年轻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告诉你，那位年轻人应该就是习近平，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好一些。”
现场，观众提问到：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个讲话，就是说今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和没有水分的，请教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五常风趣地说道：“他当然应该这么说，但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张五常接着回忆了20多年前与习近平见面时的情景，“1986年12月，我在厦门，一位副市长请我吃饭，只有我们两夫妇，一位副市长，他请我到鼓浪屿，在古老的大房子里面，说是一百年前的豪宅，也蛮破落的，请我在后花园的露台吃午餐，谈了两个小时。这位副市长一点官气都没有，看不出来他是官，很随和，穿衣服也穿的很普通，说的很好，他对外界知道的非常多，而且他还有自己的见解，我是很喜欢干部们不同意我的，那我是大教授啊，只要他说他不同意，我就刮目相看”。
张五常说，那这个年轻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告诉你，那位年轻人应该就是习近平，所以你提这个题目你提到他，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好一些。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邱震海：张先生我们知道道高望重，虽然长期在南方，在华南地区，在香港，当我们谈到经济发展的时候自然也离不开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趋势是离不开的，请教张教授一个问题，也许我是危言耸听，也许我警世危言，如果中国过去改革取得最大的成功我要一个因素，我很多地方都求教于各位，中国过去改革如此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再说偏差，中国今天产生那么多的问题，我们也只要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五常：做的最好的，中国的制度做的好，竞争制度做的好，这是人类的奇迹，做的最好。
邱震海：按照您现在的说法是，我们是一马平川开满鲜花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这么多的问题，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依然有重大的偏差，这个重大的偏差在哪里？
张五常：做的最差的就是引进西方的思想。
邱震海：张教授您想说的是想全盘否定我们的改革开放吗？改革开放首先是开放，其次是改革，对外西方世界开放，对内改革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制度。
张五常：中国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抄回来的都不好，因为他们也不好，抄回来更不好。
邱震海：但是1840年之前中国没有摸索好，1978年之前也没有摸索好，只有1978年之后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中国才慢慢的进步了。
张五常：因为中国人是聪明的，但是他们不相信自己聪明，总是以为外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比外国人更聪明。
邱震海：大家是不是同意张教授的发言，我一半被说服了，一半存疑，我们把现场交给张先生，张先生有请。
张五常：在1979年，英国撒其尔夫人的办公室出一个题目给我，让我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我当时的回应，我说中国不喜欢听资本主义这个名词，能不能改个题目，他们不肯改，那个没办法了，这个题目后来在中国遇到很多的困难，题目不是那么重要，我1979年的秋天回来国内走一走，现在相隔很多年了，那个时候穷的非常厉害，在广州。但是到了1981年初，我看到中国局限条件有改变，也就是我们经济学说的交易费用分成两部分，台湾经济的转变我写成了一篇文章，我那篇文章很肯定的说，对，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一定会，当年1981年我把这个文章传给当时的朋友看，大家都骂我，他说张五常发神经，很多朋友，弗里德是其中一个，他说你是开玩笑吧，中国怎么可能走向市场经济。因为太多人反对，我81年就没有发表，但是有一位同事，他说我那篇文章的理论一百分，没有理由不发表的，那我就发表了，现在美国的皮尔克斯(音)也常常在说，张五常说的很准确。这个问题是科学上的问题，我看到经济条件的转变，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两部分的转变清楚，我也说的很清楚，我说只要这个转变继续的话，中国一定会走向市场经济，假如局限在转变，我当然是错的，但是这不是理论上的错，因为在理论上我是指定这个条件是要转变，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但是你叫我今天来看中国复杂很多，当年的中国虽然是穷得那么厉害，但是那个情况反而容易看得清楚，现在太多的复杂性了，外来的影响啊，亚洲种种问题，所以就比较不容易看，所以我现在常常跟朋友说这个问题，我说你回看中国这几十年来，基本上自己想出来的做的好，引进西方的都有问题，因为自己想出来做的，不对的话可以改，而共产党做事情改错改的快，但是你引进西方的，错了自己都不知道，认为说西方也这么做，我也这么做。那我们回看过往的十年，并不是全盘错的，我个人认为，很多人会不同意，我个人认为过去十年做的最好的就是取消农业税，我觉得这点是做的好的，有很多理由为什么它的这样做的是对的，我今天不用解释，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是做错的，第一个做错的就是这个新劳动合同法，这是全盘抄回来的，你不要说看外国人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这是很大的问题。
你看看现在东莞就很清楚了，这本来是世界工厂，现在一去不返，因为东莞是把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监管的最严的，是政府给钱给工人告老板的，现在再没有人敢去东莞投资了，种种的问题你去东莞看看。
现在我要提出个问题，中国有这个县级竞争制度，我在我那本《中国的经济制度》里面说的很清楚，既然有这个制度存在，为什么不利用呢？你要引进西方的新劳动法，你就试试看嘛，不需要全部推行，比如说找一个县，他们实现新劳动合同法，另外一个不施用这个新劳动合同法。实行劳动法的县，工人都跑到没有实行合同劳动法的那个县去了，为什么不试点一下呢？为什么我写了十几篇文章还要这样做呢？所以这个问题我的建议，你这个一团糟的劳动合同法怎么修改。
比如说我是甲机构，我写的很清楚，我对工人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机构不要根据劳动合同法，我这个机构是对工人最苛刻的，每天规定他做二十个小时，另外一个机构有新劳动合同法，假如另外一个机构工人都跑到我这边的话，那你是无话可说的，你就让工人自己选择吧，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让机构自己选择我不要劳动合同法，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劳动合同法，我不需要正确的那些，但是别的工人跑到我那来，那就没得批评的了，所以这个劳动合同法是要拆的。
第二个做的不对的，也是引进西方的，就是抄凯恩斯的，2008年，十月份，大概十一月份，政府推出四万亿，我当时说，我说假如这些项目早就决定要做的，那你们提前做，这是可以行的。但是一个月之后，我写第二篇文章，我说乱花钱必闯大祸。跟着三个月之后我再写，我说温家宝大可刹车了，这个问题以我老人家来看，这个世界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这种政策是凯恩斯的政策，凯恩斯的花钱政策，就是假设是有无数的失业的人，假如不是那么多人失业，你在这边花钱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挤迫的效应，就是把另外地方的工业搬过来政府这边做，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经济学不是说你学会一点经济理论你就懂的，我是位老人家，我观察世界很多年了，我看到情况不对就说话了，比如说对通胀，对通缩，那我花了几十年，我比一般的人看的快，是应该的，所以我一开口的话，你们就要小心，要注意，因为我不好意思大骂，我是大喊刹车了，你不刹我也没有办法。
另外就是货币理论方面，我们现在央行做的调整利息，调整储备率，都是抄回来的，我告诉你们，弗里德曼这个人呢，他不是我普通的朋友，是我很熟的朋友，他真是个天才，他对货币理论前无古人，他对数据非常熟，这是大家都是公认的，这几百年才出的一个天才。但是弗里德曼呢，以他对货币的认识这么深，他从1982年就开始出错，错到他2006年去世的时候一直错，错了24年，就是说明一点，货币理论是很难搞的，你看到格林斯潘，弗里德曼说他是最好的，结果也是搞的一团糟才下台。这个货币理论的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什么是货币搞不清楚，人家不行我们又去学，人家都搞不清楚，我们又去学，所以频频出错。
那欧元怎么样呢？欧元之父是蒙代尔，蒙代尔，我等下讲完这个话就跟他吃中饭了，蒙代尔是我45年的朋友，我都不敢问他有关欧元的事，这些的确都是天才，但是频频地闯祸，为什么要学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