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最简单的一点，你们可能觉得比较奇怪，可能不能接受，我认为中国应该取消进口税，取消它，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工业，有什么保护效果，我不讲出去，我现在看到中国制造的汽车，国产汽车，在质量方面才不成话，外国汽车在中国设厂，生产出的汽车跟外国的不能相比，我觉得对进口税的保护，是保护劣质产品，这点是很重要的。目前美国的价钱只有中国价钱的三分之一，这样保护这些劣质产品干什么，中国迟早会跟国际竞争的，中国的国产汽车和美国的汽车怎么相比，甚至韩国的车都很严，这种保护主义，入口税保护，以前保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很明显的是保护劣质产品，那就把它取消掉吧，中国要尽量把质量提高，去竞争，因为我们已经开放三十多年了，看看中国的城市很大的，汽车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我不看那些传统的保护政策，但是你保护劣质产品这样的税是应该取消的，谢谢各位。
邱震海：感谢张教授，我看出来一点矛盾的地方，您一直告诉我们坚持中国的东西不要学西方的东西，西方东西放到中国的土地上是坏的，您的讲演告诉我们西方经验是什么，引进西方一流人才甚至西方的汽车，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太烂。您一直在告诉我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原因是制度，整个的演讲当中告诉我们它最大的问题也恰恰来自于制度。
张五常：我的意思不是这里的，我自己也是受西方的训练的，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乱抄，不要乱模仿，不可否认的，你无可否认中国这几十年的转变，中国引进的是科技，是帮了很大的忙，这一点我们是很感激的，尤其数码科技都是西方引进的，我没有否定过这一方面，但是在制度上你要抄外国的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乱抄外国的，抄回来这些都是不好的，很多都是外国抄回来的，货币制度也是抄回来的，劳动法抄回来的，最低工资也是抄回来的。我们不能盲目的说外国人怎么做，我们也这么做，但是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学问，他们的知识，这些是我们要学的，我是非常感激我在西方受的教育，我很感谢那些教我的大师，很少有我这么好的运气，有这么多大师教我。我的经济学是我的老师他教我，他教的好，我说的很清楚，我自己要发展自己的，尤其是生物学，是将来的前途所在，物理将来不是那么开门跑的，数学也不是开门跑的，而且我也觉得中国人可以得做得好，而且今天需要怎么改，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聪明，他在实验室里做细微的解剖，观察实验，因为我们用惯了筷子，所以手指灵活，中国如果做生物学的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发明等到什么时候，医药方面，这些方面做的很好的。
邱震海：非常感谢，我刚才只是用一个貌似冲突的问题，只是抛砖引玉而已，我这块砖引来是给更大的玉，引来更完善的表述，我们看看中国未来十年到底怎样改革才对，我们之前在凤凰网的全球网友当中做了一个调查，看看网友的调查和大师是否一致，大师怎么点评网友的判断，我们看一下，中国未来十年经济上有什么期待，有打破行政性垄断，民进国退，有土地市场和未来开放，民间金融大有发展，国进民退已至，渐渐会变成直接税，获益利是市场化结构推进，相对比较大的是蓝色这部分占22%，打破目前的传统，除了22%之外，还有一个是18%，这18%是行政审批要大幅削减，创业投资更自由，有40%的网友认为打破垄断限制国进民退，大师演讲当中提到限制权利，40%的观众和朋友认为改革关键要限制政府权利，更多的要推向市场，大师您怎么看？
张五常：我希望这个权利多下放给地方，前几年地方做的很的好，这几年是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利，但是这几年我感觉我是听回来的，但是你说县级制度还是要继续再改革的，要达到完美的地步是非常好的，以至于市场和政府方面呢，有很多是不明白的，我跟进中国这么多年，我一早就反对弗里德曼，什么都要视察，尤其是政府该做，但是去到某一点，什么时候要放出去给市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跟很多地方干部聊过，他们大部分都是明白的，有些地方是政府要策划的，做到某一点就要放出去，他们知道怎么做，这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好象是说的宽窄巷子。在成都，这个我认为做的非常好，是政府策划的，政府把地收回来，找专家专家设计，做到某一点的时候就放出去给市场经营了，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实例，还有很多县政府，比如说做的不是那么好，后来也做的很好，苏州工业园做的也很好，西方国家看不到那么好的工业园，你不可能希望说所有政府的项目都会成功的，商场上也不是所有机构都公平的，有一些事情政府来做的话成本会低一点，这是一方面。弗里德曼没有见过我见过的中国，你看广州最清楚，一开始就是把土地卖出去，没有哪个地方政府会生活这么好，所以你看工业园的发展，它是输给长三角的，当然有失败的例子，市场也有失败的例子，有些东西是市场做不到的，我在成都听副市长解释怎么搞宽窄巷子，他说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这方面是市场做不到的，他做到一个低不就放出去了，这是对的。
邱震海：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讨论的主角不是我和大师，是各位和大师，下面开放给下面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向张教授提出您的问题，每人一个问题，问题尽量简短。
Q：张先生您好很荣幸听在这里听您演讲，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个讲话，就是说今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和没有水分的，请教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您有什么样的见解？谢谢。
张五常：他当然应该这么说，但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我讲一件往事给你们听，1986年12月，我在厦门，一位副市长请我吃饭，只有我们两夫妇，一位副市长，他请我到鼓浪屿，在古老的大房子里面，说是一百年前的豪宅，也蛮破落的，请我在后花园的露台吃午餐，谈了两个小时。这位副市长一点官气都没有，看不出来他是官，很随和，穿衣服也穿的很普通，说的很好，他对外界知道的非常多，而且他还有自己的见解，我是很喜欢干部们不同意我的，那我是大教授啊，只要他说他不同意，我就刮目相看，那这个年轻人呢，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告诉你，那位年轻人应该就是习近平，所以你提这个题目你提到他，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