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账单的数字，远远大于每个月我们工资单上的缴税数额。
这与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有关。在每年的税收总额中，只有6%左右来自个人所得税，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等流通环节的流转税。
从早到晚，即使是在睡梦中，你都挣脱不了那张沉重却隐蔽的税网。
一早，把你闹醒的那部苹果手机，里面就含了上千元的“冤枉”税。
以苹果iPhone4S（16G）为例，在内地卖4988元，香港大约4129元，在美国约卖4087元。这是因为，国内的苹果手机，是联通等运营商从美国苹果公司手上购买的，算进口，得加上17%的增值税。但苹果手机是在深圳的保税区生产，出口到美国和香港却不用交税，所以能卖得比内地便宜。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中国的增值税为17%和13%两档，相比较，欧洲平均为10%，日本为4%。而且，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商品每流通一次，都可能被征税，而最后往往是由消费者来埋单。
商家将这些税收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最直接的体现是商品价格比国外的普遍要高。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向居民直接征税，流转环节征税很少，所以商品中含税也少。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
就算你呆在家里什么也不买，你的房子也可能被征税。3月6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开展的房产税试点，正在考虑向北京推广。
“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2012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李剑阁说。他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十到二十个百分点。
李剑阁的总结是：古今中外十分罕见。
不过，官方不认同税负繁重的说法。2011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税负不痛苦，而且是合理的。理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的一项计算，工业化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水平为45.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而中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李剑阁提供的数据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虽然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且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大量的财政收入是没有纳入到预算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很多超收的税收，没有计算到上述公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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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企业
别太伤心，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比你还郁闷。
2011年，TCL净利润不到17亿元，但税收高达42亿多元。最近一次股东大会的时候，很多股东责问李东生干嘛交那么多税。李东生无奈地表示：“我肯定没有多交税。”
在这42亿多元中，有百分之十几是税外的行政性收费。李东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建议说，教育附加和城市建设费等税种，都是二十多年前财政收入很少的时候征收的，现在完全可以减免甚至取消。
李东生背后的企业群体的减税诉求是，希望参考早期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对企业利润中转投资部分应适当减免所得税，鼓励再投资，同时为行政性收费减负。
对他们来说，现在的税收中往往包含了重复征收。
比如说，有媒体曾经公开报道了集成电路工业的案例。在这个行业，工业流程往往包括芯片设计、加工、测试、封装四个环节。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做四个环节，以产生150万的销售额为例，按17%税率缴增值税25.5万元。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分工变细，企业越来越多地会选择外包。假设将其中两个环节外包，这两个环节产生的营业额为60万元，那么外包的公司需缴纳3万元营业税。在现行的税制中，外包完成，这家集成电路公司最后做出成品销售出去后，这3万元也不能抵扣，所以整个环节中国家收到的税收实际上是25.5万+3万=28.5万元。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工越细，国家收到的税就越多，这正是传统税制与现代产业形态之间不匹配所导致的。
但这样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2012年1月份，上海启动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改革。很快，北京、江浙一带的地方政府已经纷纷跟进，申报试点资格。
这只是新一轮税改中的一部分。2011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多项税改措施，涉及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关税等多个税种。
其中，影响面最广的是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财政部长谢旭人透露，2012年将提高增值税与营业税起征点。而据贾康透露，2012年中国的进口环节有六百多项产品关税要下调。
至此，新一轮的税改全面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