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共和国的税史，差不多每隔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税改。每一次税改，都既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会带来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
值得记录的第一次税制改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利改税”，将此前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改为征税。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利改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候市场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企业交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接着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的中央政府面临“两个比重”过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这是分税制改革的最大考量。
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没钱的老问题，但造成地方政府越来越穷的新问题。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重心上移中央，但事权重心下移地方。地方政府要完成政绩，就要搞建设，但又缺钱，财政亏空到地方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于是，创收和土地财政开始流行，“跑部钱进”去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由此成为京城一景。
2003年以来，我国实施了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增值税转型、取消农业税、修订个人所得税等新的税制改革，启动了又一轮的税改。但这几年的结果却是，我国财政收入超收越来越多，超收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纳入预算法的约束范围之内，由政府自由支配。这造成超收部分的资金使用腐败高发。
目前的预算法规定，政府设立新的税种，要经过人大的批准。但是预算法没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超额征税，多收的税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李剑阁建议：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
如何减税
这一次，发轫于2011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选择的是以结构性减税为突破口。
贾康认为，这个时候国家之所以愿意减税，一是国家财力雄厚。其次是外需市场不好也不稳，迫切需要扩大内需。而结构性减税是刺激内需的利器之一。
结构性减税不仅包含减税，也包含增税。比如资源税改革实际上就是增税。
推动资源税改革，和房产税一样，都是将税种纳入地方税，这被看做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没有触动分税制的整个基本制度，但是会给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带来新影响。至于个税改革的真问题，他认为，不是起征点高低的问题，而是要随着CPI的上涨，提高扣除额。
李炜光和贾康也都主张对个税综合改革，而不是简单的调整起征点。如何综合改革，李炜光以美国的例子解释说，美国人存在银行准备买房子的存款产生的利息、养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费用等都扣除出应纳税所得范围。
“我建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来提高效率。”活跃的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的话，中国经济会有陷入滞胀的风险。”
不过，减税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儿。
“就像过分生长的野草一样，混乱的减税将扭曲人的行为，妨碍经济的发展，还夺走政府应有的收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Brooks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假设五角大楼想买一架新战斗机，政府并不会直接写一张100亿美元的支票给制造商，而是免掉了制造商100亿美元的“武器供应税”。政府仍然可以得到飞机，制造商也通过税收减免获得了资金，而政客们会到处吹嘘自己削减了税收。
他的理由是，因为减税是隐性的，减税的利益很多流向了最不需要减税的群体那些有着优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而不是脆弱的和事业刚刚起步的人。
因此，让税收变得更加简单，更加直接，让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就更加重要了。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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